编者按：作者荒金治是北师大一位留学中国的外籍书法博士生。《四种〈圣教序〉的背景》这篇论文做得很细，切入的研究点也很好。可谓是“小题目，大文章”。一说到《圣教序》，通常之下，往往只想到它是一通唐碑，其他也不再去深究。荒金治却能从常人不注意的一通唐碑里，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去探讨《圣教序》背后的初唐政治斗争，比如关陇集团中心的政治格局的动摇，比如武则天政治势力的上升。原文篇幅较长，我们刊登时加以删节。

　　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后，唐太宗李世民给他撰写了《圣教序》，唐高宗李治又撰了《述圣记》，合称为《圣教序》。现在能看到的《圣教序》碑共有四种，其中两块是褚遂良书写的《雁塔圣教序》和《同州圣教序》，另外两块是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书的《集王圣教序》和王行满书写的《招提寺圣教序》。《雁塔圣教序》嵌于大雁塔南门左右，《同州圣教序》与《集王圣教序》都在西安碑林，《招提寺圣教序》现存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四块《圣教序》碑都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建成，《雁塔圣教序》建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五日、永徽四年十二月十日，《招提寺圣教序》建于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五日，《同州圣教序》建于龙朔三年（663年）六月廿三日，《集王圣教序》建于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八日。

　　一、《雁塔圣教序》

　　大雁塔的南门东西有《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这两块碑有如下几点明显的对立关系：左为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右为高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文章方向从中间向东西方向走，即《大唐三藏圣教序》是从右到左、《大唐三藏圣教序记》是从左到右。前者题额是隶书、后者为篆书。褚遂良的官名，前者为中书令、后者为尚书右仆射。年月日，前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后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两碑隔大雁塔南门并立，但我们看到的样子确实是两碑的对立。

　　其中有时间概念上的矛盾。褚遂良任中书令是唐太宗在位时，即从贞观二十二年九月己亥到被左迁的永徽元年十一月；而任尚书右仆射是从永徽四年九月甲戌（25日）至再次左迁的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这两块碑建立时褚遂良明明是尚书右仆射。

　　褚遂良从同州回到长安，在“癸丑年”的前一年，永徽三年正月己巳，“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建立“圣教序”碑做了关键的一步。第二年，“九月甲戌，遂良为尚书右仆射、同书门下三品仍知选事”。这样，他的官职终于超过了被左迁之前的中书令之官。

　　比田井天来与松田南溟在《书学院本·雁塔圣教序》里记录了350个金色与红色的点。比田井天来的儿子比天来南谷在“后言”里说，“关于这些一个一个点，真可惜没有问清楚”。此后一直是一个谜。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继续研究《雁塔圣教序》，他去大雁塔进行近摄一字一字的照片，结果发现很多补笔的修正地方。通过实地考察、把照片放大的研究，在《序碑》的821个文字里有566个文字、860处修正；在《序记碑》的642个文字里有412个文字、632处修正。研究的过程中，有的修正部分把文字扩大了原大的10倍才能看得清楚。在大正年间，天来、南溟两位书法家，光看原始的拓片就找到了这么多的疑问，应该值得佩服。把拓片与照片比较起来一看就知道很多修正部分是在拓片上绝对看不到的。再说如果有人去大雁塔亲眼看原碑，也一样找不到这么详细的统计结果。

　　看照片后可以发现从行书表现到楷书表现的过渡，表示下面的褚遂良的工作程序：（1）用非正书体（行书表现）来写。（2）因为被左迁为同州刺史，离开了一段时间。（3）回复后再写一次，但没有以前写得好，只能用以前写的作品来补，这时候再进行修正。

　　二序文本身的关系是先有《序》后有《述圣记》。所以如果褚遂良在贞观年间写过《圣教序》的话，当然先写太宗的，接着写李治的。到了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已经是皇帝。皇帝应该是天下第一，为了避免高宗为第二个位置，做了一些调整，从中间向左右写文章，就是两个都是上位，成为左右对称的完整的一套碑。

　　在这次调整的过程之中，褚遂良遇到了不少苦恼。第一次挥毫时，可能还没有正式准备建石碑，所以有一点含着行书的风格。后来左迁到同州，又回来的时候，高宗让褚遂良开始准备建立石碑。为了建立石碑而回到长安的褚遂良当然心情不会是开阔的。挥毫了几次都不如以前写得那么好。最后不得不用以前写的稿子来修正文字，所以出现修正的痕迹。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

　　在此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留下原来的线条。在一般情况下，修正、补笔以后，最后完成的时候应该看不出修正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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